由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和重庆工商大学共同主办的“2004年中国区域经济学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5月16—18日在重庆工商大学隆重召开。来自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研究机构和高校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向大会提交了近100篇论文。面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区域性与非区域性问题交叉、规范性与非规范性矛盾并存的新挑战，参会代表就西部大开发、区域合作与协调发展、区域经济发展的矛盾和新趋势、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区域经济理论面临的困境及出路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学术交流。
一、西部大开发问题
这次研讨会在地处西部的唯一直辖市——重庆市召开，西部大开发自然是研讨的重点和热点。国务院西部办综合组组长杜平研究员就西部大开发在三个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一是对西部开发五年来的总体判断。从总体上讲西部开发成效是十分明显的，表现在西部的人气有了明显的提升，西部的生产条件和生活秩序发生了明显变化，西部的政策体制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二是新形势下西部大开发面临的几个问题，可以归纳为三个“新”：第一是新要求，如果说过去中央对西部大开发目标和任务不是很具体，那么，十六大确立的到2020年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立基本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两大目标，就是西部大开发新形势下十分具体的目标，小康社会要求达到人均3000美元的国民收入指标就很明确，小康指标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目标，后一个则是改革生产关系的目标。第二是新特征，就是西部开发要综合考虑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现代化和法制化这5个化，研究如何加快这5个化的进程，以及在加快5个化的过程中由于它们的目标不一致所带来的协调问题。第三是新问题，包括资源环境容量和人口容量的约束，世界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西部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的难度加大等新问题。三是下一步的工作，要按照科学的发展观，进一步调整政府在西部大开发中的职能和定位，这不仅仅是中央政府的调整，地方政府都要有调整。政府要在以下四个方面有所作为，第一、增加对西部地区公共产品供给，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包括交通、邮电、农民能源供应、教育、卫生、文化、科普等；第二个就是支持西部的农业；第三个就是要扬弃全面推进工业化的模式；第四个是要扬弃我们传统的矿业这些自然资源的分配模式，在增长的利益中拿出一部分来补偿为超长期发展做出贡献地区和人民。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地区所副所长肖金成研究员提出，鉴于西部某些地方生存条件不适合人类居住，同时为了保护生态环境，根据人口分布与GDP分布基本一致的原则，应该从制度方面消除西部地区人口向东部发达地区和城市流动障碍。西北大学的严汉平博士则认为，东西部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制度差异，西部地区存在制度短缺，比如资源开发的价格补偿制度、真实信息传递制度等供给不足，也存在制度过剩，如地方政府的“零地租”等过度优惠制度。因此，西部大开发首先要进行制度创新。在不同的阶段制度创新的主题要有差别，在启动阶段应以中央政府为主，在开发阶段应以地方政府为主，发展阶段则应以企业为主。学者们还就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存量不足、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交流。
二、区域合作与区域协调发展
四川省社科院林凌研究员提出，东西部关系问题，一直是我们国家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大问题。毛泽东在50年代发表的《论十大关系》里边，其中一个关系就是东西部关系。为了解决东西部的矛盾，在当时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最大、最主要的措施就是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大量的资金和大量的东部企业被转移到西部。西部的现代工业基础，就是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到现在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作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性思考，就是采取重点推进的方法，首先确定在沿海地区，实行沿海的发展战略，而且要西部服从这个大局，等东部先一步富裕起来后，然后来开发中部、西部。东部沿海发展战略也同样是采取重点推进的办法，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从区域经济来讲，就是非均衡发展战略。非均衡发展不是目的，均衡发展才是目的，因此，为了避免东西部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国家现在应该重点从各方面推进西部发展。西部资源不能再被单纯地开发，如果继续下去，将违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陈栋生研究员认为，可采取东中西协力联动的战略推进西部大开发。东中西合作按照性质可划分两类，一是“对口支援”，二是互惠互利的经济技术协作。前者是一种行政行为，本质上属于道义性援助，适合于非赢利和不赢利的社会发展与公益领域，但不是主要的合作方式。互惠互利的经济技术协作才是东西部合作的主要方式。跨地区经济技术协作的实质是，交易各方通过要素聚合，构建集成优势，以实现各方双（多）赢是的目标。东中西部发展水平处于不同梯度，资源禀赋迥异，互补性强。东部发达地区附着于既有产业上的资金、技术等资源，由于当地要素成本上升，或市场渐趋饱和，要素报酬率呈下降趋势，因而具有寻求投资新空间的动力。而西部地区蕴藏众多东部所短缺的资源，存在合作的基础。当然，这需要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共同努力，特别是西部地方政府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服务水平和效率，营造良好投资环境，降低合作风险和交易费用，严格保障区外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提高合作各方的投资回报预期和合作项目的成功率，达到增强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目的。
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西部地区的区域合作问题，重庆工商大学校长王崇举教授指出，区域合作本来就应该是一个非计划经济的概念，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西部地区的区域合作来自三个方面的需要，首先是企业发展的需要，无论是中小企业的专业化和专门化发展，还是大企业的系列化和集团化发展，都必然要求突破行政区域的限制，不断开拓，扩大市场；其次，西部区域具有更大的开放性、互补性和兼容性，也是增强本区域经济实力的需要；第三，国家也需要西部地区重点区域的协调发展作为西部大开发的示范基地。因此，西部地区企业应该主动谋划、积极争取成为区域经济合作的行为主体。国家和西部地区政府，应共同努力营造区域合作的良好氛围和环境，特别是西部重点区域内各行政单元，应从区域全局的立场出发，有所为，有所不为，开发自己的市场，鼓励企业资本自由流动。具体地说，西部大开发应该选择长江上游经济带作为示范性区域合作经济区，范围是从宜昌沿江而上到宜宾、再连接成都、绵阳的“人”字型经济带。关于成渝地区的经济合作，西南民族大学刘晓鹰教授提出，不能搞成行政区的区域合作，政府在区域间经济合作中的作用是创造合作平台，牵线搭桥，首要和重点解决成渝经济区的基础设施问题。
根据自己对长江三角洲区域合作的研究，嘉兴学院虞锡君教授提出，从上海、江苏和浙江三省市的合作来看，竞争与合作都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机制和手段，竞争是基础性的，而合作是有条件的。区域间竞争合作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合作和政府之间的竞争合作两个层次。不同的领域，区域间的竞争合作是不同的。在基础设施领域，合作大于竞争，而且容易做到，在制度方面，也是以合作为主，而在产业层面，则是以竞争为主。从中小城市与大城市的合作来看，中小城市应积极利用大都市极化与扩散效应引发的产业转移，在市场竞争中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关于区域划分和区域统筹的问题也是研讨内容之一。有学者提出，“7+1”模式的区域划分在过去得到了比较普遍的认可，但是，应根据经济发展的变化进行新的划分，要明确区域划分的目标和依据，确立划分标准并建立指标体系，发达国家的区域划分方法（标准都市统计区）值得借鉴。另外，统筹区域的内容和力度、统筹的区域层次、结构等问题也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三、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新趋势
常州发生的“铁本事件”，引起了专家们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深思。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吕政研究员提出，当前经济运行中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密切的四个矛盾需要认真研究和得到解决：第一，中央宏观调控政策与地方经济发展要求的矛盾。对于地方政府来讲，现在虽然提科学的发展观，但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所有经济矛盾的根本出路，为加快发展的步伐，投资热和开发区热就不可避免。而从中央的宏观判断来看，经济出现了局部过热，为了解决低水平重复投资建设问题，控制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就通过“看住信贷，管住土地”这两个强有力宏观调控措施来控制经济过快增长，且采取了“一刀切”的办法。这种矛盾在当前经济发展中十分突出。这种情况与我国的干部任命机制有关系，出现了所谓的政治周期导致经济周期现象。第二，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与市场准入监管机制的矛盾。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政府要取消或减少行政审批，鼓励企业的自主市场行为，但不等于企业的任何行为都不受到限制，不等于没有市场准入政策。即使是在规范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没有行政审批，企业外部的不经济，由于不可能靠微观的市场机制来解决资源配置，还必须依靠行政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在经济发展中需要解决的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基础作用和市场准入、政府规制的矛盾。第三，生产要素集中化趋势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矛盾，生产要素的集中，从微观上它是一个必然趋势，就是资本向优势企业集中。从空间配置上看，生产要素最终也表现为向优势地区集中，这种以最小的国土空间来实现创造更多的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配置效率是最高的。但是，从局部来看它可能会拉大地区之间发展的差距。是阻止这种生产要素的集中趋势，来实现国家的均衡发展，还是因势利导，既承认这种集中化趋势，又做到区域经济的平衡，是靠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来解决，即通过财政收入的转移支付来解决这种社会产品的分配问题，还是在第一次投入的时候来解决，这是我国区域经济理论与实践中需要研究的又一个现实问题。第四，扩大工业发展空间与严格控制土地占用和审批的矛盾，从理论上讲中国具有发展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因为劳动力便宜，国内市场广阔，如果从全世界的资源配置来看，大部分国家工业都拉到中国来干可能是最合理的，尤其是一般的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现。那么，就有一个国际产业向中国转移，就有继续扩大工业用地的需求，而扩大开发区、扩大城市建设的面积要继续占用农田，使中国的粮食产量下降，造成中国粮食供给的不足，却是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国家安全问题。从宏观上控制总量、控制土地的占用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要完全采取一刀切的办法，使那些已经有比较好的基础和有发展空间的一些开发区也没有发展的机会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两个，一是采取总量控制，空间置换和动态平衡的办法，所谓总量控制就是说，保证全国总的开发区的面积不再增加，甚至有所收缩，全国的耕地面积不能下降，甚至有所增长。所谓空间置换，就是对于有些开发区已经开而不发的，特别是县以下的开发区应当关掉，或者是多数应当关掉，恢复成耕地，而对具有规模效应、基础设施也比较好和有生产要素积聚效应的开发区，能不能网开一面，让它有拓展的空间。第二点，从根本上调整以前的土地占用制度，由一次性补偿，改为多年性，由一次性征用，改成租用，解决中国目前土地转让中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针对重复建设问题，陈栋生研究员、林凌研究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所魏后凯博士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重复建设是一个中性概念，对重复建设的作用不能一概否定，既有行政性和市场性的重复建设之分，也有低水平和高水平重复建设之分。从另一个角度看是一件好事，因为重复建设是市场竞争的前提，没有重复建设，就没有竞争，也就不能促进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提高经济运行质量。从国际比较来看，美国的重复建设问题比中国的还要严重。是否存在重复建设，应通过市场机制来检验。因此，要防止国家宏观调控“一刀切”现象。目前过于严厉的宏观调控压制了刚起步的中西部发展势头，相当于“切断了东部的尾巴，同时也切断了西部的脖子”。
魏后凯博士还对区域经济发展新趋势作了如下归纳：一、外商投资进一步向沿海地区集中，主要集中在以珠江三角洲为核心的东南沿海地区，以长江三角洲为核心的东部沿海地区和以环渤海为核心的北部沿海地区；二、经济增长不平衡，东西部差距进一步拉大；三、生产要素向东部沿海地区集中；四、初步形成了制造业带，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泛渤海地区，制造业带逐渐成规模，占有全国70%的生产能力，并且比重还在不断加大；五、产业结构升级加快，地方政府竞争加剧；六、高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等，随着产业发展的需要，将出现整合趋势，同一地区将建立统一的经济区；七、一些发达地区出现了产业集群化，要求国家制定集群化产业政策，地方也要有产业集群配套体系；八、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出现大都市经济圈，大都市经济圈的形成，需要顺畅的交通和配套产业支撑；九、区域管理控制中心逐渐形成，由于大都市圈的形成，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加强，一些传统制造业向周边地区转移，中心城市以研发管理为主，逐步形成区域管理控制中心，如北京和上海等城市；十、国际国内产业大规模转移速度加快。
四、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所叶裕民教授认为，由于统计口径、行政体制的变化和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在量上是基本适应的，但潜在的、深层次的矛盾并没有消除，工业化没有为城市化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新增城镇人口没有成为现代产业发展的有生力量，以建制镇为主的城市化道路也不能为新型工业化提供有效的空间依托。新型工业化道路应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特别是发展现代装备制造业以替代进口，创造就业机会。要改变以小城镇为主体的城市化道路，走以城市为主体的道路。目前的城市规划、土地规划是相互脱节的，要进行科学的全国范围的城市规划，城市规划、土地规划应以区域经济规划为基础，调整农田保护政策，建立城市土地储备制度和公平、开放的人口流动制度。
五、区域经济理论亟待创新
这次研讨会不仅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实践中的问题进行了研讨，而且实践中产生的一系列矛盾也引起了学者对区域经济理论深层次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所副所长金碚研究员指出了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存在的若干理论困境。第一、比较成本理论（比较优势）在区域经济学研究中的矛盾，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比较成本（优势）理论，而该理论的假设前提是要素分为可流动的要素和不可流动的要素，区域经济的产生归根到底是由于有些要素不可流动，这也使得区域经济发展有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之分。但在现实中，国与国之间由于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的出现，使得资本由密集地区向稀缺地区流动，那么，决定国际间比较成本就只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两要素。而在我国国内劳动力是可流动要素。由于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下降，要素流动中比较优势的作用也必然下降，而竞争优势的作用加强。在这种情况下，用什么理论，怎样来研究中国区域经济问题值得探讨。第二，一个垄断的具有理性一致性的政府和许多竞争性的企业构成了经济研究的基本框架。理论上，只存在企业之间的竞争。而中国的现实是政府之间也存在竞争，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区域竞争也是地方政府参与的竞争。那么，由谁来决定竞争的胜负，宏观调控过程中如何建立公平的竞争秩序，需要深入研究。第三，第三是工业化进程中的不平衡现象及其收敛性问题。虽然工业化解决了增长和效率问题，但未能解决不平衡问题，区域经济的不平衡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在发达国家，区域问题是小问题，局部问题。而中国区域的不平衡，则是东、中、西部三个超级区域问题，而且不平衡还没有收敛性，差距越来越大。一般来说，解决区域间的不平衡有两个理念：第一，如果不平衡原因是外部条件，是规则的不公平，因此应该改变规则；第二，如果改变不了规则，则改变自己来适应现行规则，从而达到改变自身状况和缩小区域差距的目的。